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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刚的绘画日记个人史

王洋

曾经最恰切地画出中国人面孔的张晓刚,最近在挖掘中国人的记忆。

 

他的方式是绘画加日记的“个人史记”

    “我不是历史学家,我可以对史实不负责任。我只强调历史给我的一种感受就行。书写、记录对我来讲是这件作品的一个思路。”张晓刚说。

    这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最新个展《史记》最近在刚建成不久的佩斯北京画廊首展。张晓刚上世纪90年代以《血缘》系列而在中外艺术界闻名。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当中的第一位“百万宝贝”,《血缘》拍出了超过97万美元的高价,16幅作品的拍卖价超过50万美元。

   《史记》则延续了他一贯阴郁的创作风格,强调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沧桑感,带着人们回到了1980年代的集体记忆当中。当然《史记》最大的创意所在,还是个人史、图画和书写三者的结合。

 

史、画和字结合的开始

    “80年代起,我就想怎么把文字和绘画结合起来,有点学中国古代绘画的感觉——题诗。”但张晓刚并不善毛笔字,只能用钢笔实现这个最初的构想,他觉得“那时的作品不太协调”。

    直到2005年,策展人黄专在北京有一个展览,“观念性比较强”,要求张晓刚最好不要用绘画,而选择一些比较有实验性的表现方式。那时张晓刚正在画《失忆与记忆》系列,这个邀请对他来讲绝对是一个挑战,好在张晓刚一直对文字也饱有兴趣,又有一些书信写作的经验。

    那年,张晓刚回到老家昆明,在那里他度过了高中的快乐时光。他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多,老换频道,天马行空地思考些东西。他渐渐发现现代人与媒体有“一对矛盾的关系”。“我发现电视每天在用它的模式24小时播出,比方谈到事件、历史啊等等,他们有一种固定的模式,有他们的描述方式。而人有一种对待生活啊,对待自己的另外一种描述方式。”

    张晓刚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拍摄很多“有感觉”的电视画面,他发现自己无意选出的满意照片都是与老的纪录片有关的。于是,他“用个人的描述方式在图片上进行书写,书写的内容与电视图像没有一点儿关系,甚至是反过来的。”

    当年的这个展览,展出了20张,“反响都不错”。由于选择的图像都是跟记忆相关的,那种一贯的艺术创作氛围还在。但是“当时对文字不是特别考究,手写只是从形式语言的角度,形成一种自我描述的感觉。”

   “老外很有兴趣,他们也是从形式的角度觉得很神秘,就问我内容是什么,有的是感想,有的是我读过的书,把喜欢的书抄下来,还有早期的流行音乐的简谱也被抄下来。”张晓刚笑说,“我们这一代有抄书的习惯。”

 

从抄书到记日记

    2006年开始,这种展览的邀约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博物馆的展览,他们都要求我展出这样的作品。”于是张晓刚索性决定做大一点儿。

    张晓刚意识到,“老抄书好像也不对”,他觉得可以“在上面写一点儿我的真情实感,文字内容跟图像内容还是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就这样开始写,像写日记。有的是写过的,有的是当天想到的。这样的作品做了两年多,三年。”

    直到今年9月,张晓刚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全心投入准备这个个展“史记”。墙上的镜面钢板的创作思路就是“随意的画,回归到绘画的最初状态,加上文字的部分。”

     依稀从画作中还能看到张晓刚早期作品中的元素,邮政绿、光斑、电灯泡、沙发、天安门、床??这就是他眼中的“ 80年代的历史记忆”,也是他自豪的“青春年代”。

    另一个展厅的地上整齐地突兀出一排排的矩形水泥,上面又“长”出了80年代的一些旧物,比如老式收音机、磁带、暖水瓶、手电筒??;宽阔的展厅中央,摆放着一些铜铸装置。它们仿若刚出土的历经时代变迁而挤压变形的电灯泡、英雄墨水瓶、钢笔??。

    张晓刚想象着把“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做成一个古化石的感觉。”但做出来以后,“别人都说像墓碑。”

   “我关心的是个人的心路史,而个人的历史,就肯定要跟日记有关。所以我想,干脆这批作品我就来写一篇日记。”

    内容上写些什么呢?张晓刚开始时想,“管他什么呢,就记流水账,后来想,光流水账还不过瘾,跟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有点关系,习惯性的总想表达点儿什么。幸亏80年代我们有文字的功底,功底还在,写一点儿东西还行。”

    但开始创作这批作品的时候,他才真正感受到这个严峻的“挑战”。他用手抚摸一下自己的脑袋,笑说,“有的时候憋啊,一天连一个字都没有!”

    第一天、第二天,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就给策展人冷林发短信,说:“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整个一个很疲惫的状态,无奈、无聊。”

    冷林建议“就把你的疲惫、无聊的状态写出去”。张晓刚就这样开始了,把真实的心态,想到的东西呈现出来。他写的第一篇日记,就是在“洗手间”那个作品上面完成的,还原自己从上海回来的疲劳身心,写着写着似乎找到了一点儿感觉。

    但是有段时间他到了工作室还是什么也干不进去。直到“后来我就发现,每天四点我开始有感觉,四点到八点是感觉比较好的一段。”于是循着规律,他每天中午起床后,下午两点钟,三点钟去工作室,先把其他的事做完,然后把门一关,“ 闭关了两个月”,写了14篇日记。

    他需要这种封闭空间,“因为跟人接触了,感觉就没了。需要回归到一个真实的写日记的状态,那天想到了什么,我就写什么。”

    这十几幅作品中,除了“卧室”,由床引发了一系列思考,文字与图有一定的关系外,张晓刚在尽量“避免看图说话 ”。

    绘画两三天可以完成一幅,但是写日记平均要耗掉他四五天的时间。善于总结的张晓刚领悟到“我写东西最困难的是第一句话。痛苦半天,第一句写什么不知道。要是写好了第一句,那么后面写得就很顺手很有感觉了”。

    他看着记者手中的笔记本说,“你们记者是不是在小本子上,记了好多第一句,第一句,第一句,到时候要写的时候就直接拿来用了?!”

 

那张脸的来源

     张晓刚的艺术似乎越做越微观,过去他挖掘家庭、血缘,今天则在挖掘个人史,时隔多年,他仍然将《血缘》、《大家庭》系列作品视为他“革命性”的开发。

    1992年,张晓刚有幸去欧洲开眼界。他很珍惜那三个月的时光。以前在四川美院读书,了解到的西方美术史都是些书本,而现在的他可以接触到世界一流的美术馆、博物馆。

    这样大强度的参观对张晓刚的内心冲击很大,他开始变得“绝望”,他发现自己一直坚持的艺术理念,原来在几百年前,几十年前,人家都已经近乎完善,我们的发展空间到底在哪里?“1992年我一年没有画画,越看越绝望。看完梵高博物馆,我发呆地坐在那儿。”

    在国外连连遭受“打击”,张晓刚盘算着,回国首先要看的两样东西。第一个是天安门,第二个是老照片。“我要第一次认认真真地看中国人的脸。”

    1993年,张晓刚觉悟了,带着“绝望”逃避不是办法,他要“因为绝望而面对。”他回到父母家,“看到我家的照片,才真正读到了那些信息,真正受了启发。”

    1994年,他画出了《大家庭》。“感觉自己画的东西落在了实处。我生活在这个国家里面,找到一点儿相关的东西,很高兴,很真实。”

    张扬导演的电影《向日葵》曾经将他的画作作为电影海报。那一幅幅冷色调的老照片式的表现方式,一家三口、四口,端坐着,被记录下来——大大的丹凤眼、高高的鼻梁、小小的嘴,那一张张可男可女、可老可少的,近乎模式化的脸孔。

    “原始的模特,是我的母亲,我看到我母亲年轻的照片是这样的,很漂亮的。然后就开始逐渐变变变,变成这样一张脸。因为我不是肖像画家,我不要画出来一个人,让人感觉出来是谁谁谁。我就画,我理解的这么一个人。我回忆一个人长成什么样,描述一个人是什么样。我要的是这样一种感觉。所以,慢慢慢慢就提炼出来了,眼睛应该怎么画、鼻子应该怎么画、头发应该怎么画,慢慢就变成了一张脸。”张晓刚说。

     张晓刚笔下的人物被认为是符合美学和意识形态双重标准的,人物好看,又积极向上。他将其解释为一种“中性美” ,是“中国千百年来,比较喜欢的一种美学。”

    “当时的文化背景是这样,人的心态都是在比较调侃的大环境下的,那时解构主义比较流行,所以我才会想到从中性的角度去看。现在我可能不会想到。”

     画中的人物面无表情,清一色透露着一种迷茫的目光,甚至你能从中读出一种忧郁,一种痛苦。“我不会画表情。我唯一画过一张笑脸也很别扭”,张晓刚说,“我需要的不是一种具体的情绪,我需要的是一种状态,一种感觉。所以我不会画笑脸。”

     正在展出的《史记》,和《大家庭》、《失忆与记忆》、《绿墙》相比,只加入了“镜面”等为数不多的新元素。

    “我从来不追求突破啊,革命啊,改变啊。我就喜欢已经过去了、有记忆感的、模糊了的、梦幻的、变异了的东西。我对这样的东西有感觉。我更关注的是在符号下面的一个人的内心轨迹。”张晓刚说。

     张晓刚有一个“老是回头看自己作品”的习惯,“我发现这个作品局部还可以,我会把那个局部取出来,创作新东西。”他发现,“换材料时,表达的方式变了,还会引申出另外的一些东西,可能第一眼感觉你怎么变了,其实你一看还是我的东西。我也希望还是保持住这种感觉。”

    最近的十几年,张晓刚酷爱画灯泡。对一个灯泡他可以反复地画,几十张也不厌烦。深得他喜爱的恰恰是那些不像甚至“怪异”的灯泡。对此,他也自有一番玄妙的理解:“我画电灯泡的时候,是在画一个人,我画墨水瓶也是相当于在画一个人,我画一个人的时候,像是在画一个电灯泡。它对我来讲都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种精神。”

 

(刊登于《新世纪周刊》,2009年10月21日刊,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