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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造就了他

 

 毛泽东时代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精湛的绘画,使他的作品成为当今最热门的出口产品之一。

 

 

十六年前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下午,张晓刚走出凡高博物馆,他不得不坐下来:他是那样地沮丧以至认为自己可能会崩溃。这位时值三十四岁的中国艺术家,用三个月的时间漫游了欧洲北部的博物馆。他第一次目睹画布上的原作,而这些原作是他艺术生涯中多年从书本上化去大量时间反复研究过的东西。

1979年,中国对西方开放后,他在美院的大二期间,初次接触到像凡高、毕加索、玛格丽特这样的画家——当他周围的老师还主张严肃呆板的社会主义写实绘画风格时,他就期盼着到欧洲去寻求另外一条路了。离校后的十年里,尽管在党的艺术路线思潮左右下,要找到一条能展示自己绘画独特风格的路很艰难,他仍然不弃不离一步一个脚印地创作了一批令人惊叹的、孤独伤感的、忧郁朦胧的、且又自身成一体的作品。而这位艺术家又明显地避开了中国元素,选择超写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的手法,旨在探索自我和表达其内心世界的艺术风格。

那天下午在凡高博物馆外,他猛然醒悟了。“我意识到我与这些艺术家没有关系。”至今他还记得,坐在这间去年刚搬进来的北京巨大的工作室里。“我突然感到很无望。”他回到家里整整一年未曾动笔。

张现在是近年来国际舞台上堪称华人艺术领域里爆炸性的顶尖人物。而十月三十一日在纽约佩斯威尔斯画廊开幕的主题个展——是阿姆斯特丹危机后的直接后果。“那时我明白了我得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里,去探索发现和找寻自我艺术的真正源泉。”这个五十岁戴着眼镜,剔着光头,充满着睿智目光的艺术家说到。在模仿欧洲画家作品的那些日子里,他曾忽略了一个引起他最深切感受的主题。这个主题激发了他无数灵感,这些灵感来自于他对曾亲身经历过的十年内乱的迷茫,有来自于他对被淹没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繁荣的新时代的那段历史的反思。

张童年时期的故事发生在文革年代——中国西部的成都。那些对外国人而言是骇人听闻,而对张同时代的人来说却是不足为奇的事:学校停课关闭,父母下放农场,青年学生接受再教育,红卫兵派系在街上武斗,全国上下无一幸免。中国人已不愿再去细想那段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要创作有关这段历史的作品需要艺术家将集体的记忆与私人的体验溶为一体地表达出来。

正如他所说:他第一幅试图创作的“面对我们的历史”是“天安门广场”。那是一九九三年系列作品中的一件。画面背景是缩小的呈淡柔色的天安门城楼——在这里它见证了毛领导过的无数次重大群众集会,在这里毛的巨幅画像仍然悬挂——对比广场近景具有丰富质感的人行道毛像与天安门相形见拙。张勇敢地采用了共产主义中国的最高象征物的天安门于他的画面中。这个象征物在六十年代曾是红色激情的中心就如同它在八十年代又成为抗议者的集聚中心一样。然而这个中国的象征物让他感觉到在自己的作品中仍然没有准确如实地记录下这段历史的沧桑。

那年之后,他回家探望双亲。偶然发现一张家存的旧照片。那是他父母与他的两个哥哥姿势拘谨僵直呆板地坐在一起的合影。